郝建

余秋雨，又名余大师、余大湿，自08年汶川地震后，该先生在网络上的名字叫做：余含泪。“秋雨含泪”已经跟“正龙拍虎”、“兆山羡鬼”、“林貌杨音”等被列为新成语，百度上可以查到，有出典、有释义、有例句。秋雨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这本书很厉害，我只看看它的封面，居然就被狠狠地雷着了。一本书的封面能够做出这么多软硬伤疤，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一本书能让我这样忠厚老实、绝对不想跟余秋雨的名字有任何关联的好老师实在忍不住要对它和它的作者说道几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本书的封面有那么雷人？待老郝一一道来，就教方家。

自吹自擂，随意使用最高级

书是洁白封面，或许正好与余秋雨先生那圣洁伟岸的人格相呼应，腰封的封底部分是余秋雨先生的墨宝印刷：

“这本书的主要亮点，就是我和北大学生一起创造了一种最生动的课堂方式”，你看看，你看看，余秋雨先生以前不这么语无伦次的吧。我们完全相信余先生与超级重点大学的学生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课堂方式（如果问答式教学就是一种创造的话）也创造了一种很生动的课堂方式。可是，这个“最生动”的课堂方式余先生是怎样鉴定出来的呢？面对一个老师，他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判定自己创造了一种最生动的课堂方式，我实在是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生用词语、指代不明，语无伦次

这本书的腰封正面写着两句广告语，我当然把它看做是余先生的老夫子自道。“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让北大学子“问学”余秋雨，语法上没什么大问题的，但“论语”在汉语的约定俗成中已经是名词，这里用来跟“问学”相对仗是很硬的。或许余大湿在这里是要玩一点语言花活搞个名词活用做动词，但名词活用一般是要讲究有点文采，讲究个约定俗成，一般不大见到这样为了给自己编广告语而随意不顾大家尊重的语法、随意让古代传下来的文字、章法按照自己的节拍硬做狂欢的。

“这本书的主要亮点，就是我和北大学生一起创造了一种最生动的课堂方式，这种课堂方式，曾在播出时让知识界极为感动。这将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先不说这几句话前言不搭后语，意思很恶心，他的“这将成为出版领域大一件大事”就犯了主语错乱、指代不明的毛病。这个句子的里的“这”到底是指第一句的“这本书的主要亮点”，还是第二句里的“这种课堂方式”？好像都搭不上，到底什么将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只有余秋雨先生自己知道。我也来写点文字，尽量想法帮着余大师把这本书的出版炒作成大事吧。

绑架知名群体

余秋雨先生新书腰封上有广告语：“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他故意提到北大学生是要借着“北大学生”这个整体性的集合概念来为自己卖书。因为“北大学生”在今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北大，响当当的名字，超级重点，世界一流学校，“北大学生”这个词组有许多言外之意，时常是高水准、有文化的代名词。

    不过，北大学生在我老郝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种成见：才华横溢、聪明过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辩才无碍。可今日的北大学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不知道自由两个字怎么写。余秋雨的新书拿今天的北大学生当幌子倒也名副其实，我对今日北大学生的成见和评价对余秋雨先生也完全适用。

乱用全称判断，厚脸代表他人

除了“北大学生”，余秋雨还说他的课堂方式“曾在播出时让知识界极为感动。”我实在不知道，被余秋雨先生感动的这个“知识界”，都有哪些人，在什么地方，谁界定的。是知识界全体都“极为感动”吗？那应该证明一下。如果只是部分人“被感动”，余秋雨先生应该至少举出他所规定的那个“知识界”中的一个人作为例子。这样越俎代庖地自我宣称、随便代表他人，实在是文革时期那种宣传文体的一大特征。为什么余秋雨先生这样随意、这样露怯，这样不讲逻辑、不讲道理？因为随意使用全称判断、随意代表他人已经成为我们当今社会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强力的代表欲望已经浸透了我们的骨髓。其实，稍微承认一点基本的形式逻辑就不会写这种句子。就算余秋雨先生的确创造了最生动的课堂方式，但他怎么样来向公众证明这个“最生动”？这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的一件事。我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一个语言功底还是很不错的作者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我真的挠头，无解。

宣告式语言，只给结论不做论证

余秋雨新书腰封上的手书还有这样一句：“这将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这是典型的宣传语言，这种语言的强迫性症状就是只要宣告、不需论证，只有结论，没有逻辑推论过程。这些句法跟“最生动的课堂方式”这样的表述一样，它只需要宣布，他宣布了以后，这事就是这样了。这种语言的作者从来不需要论证这个结论，即使有时作者会说出一套自说自话、似是而非、硬做狂欢的逻辑，其作者也从来没有允许别人在一个可以交流、可以对话、可以互相辩驳的公共领域中与自己对话。

秋雨含泪之后：从文化自媚到文化告密

很有文化、很有文字能力的余秋雨先生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老郝有诛心之论，从地震之后他含泪劝告那些失去孩子的遇难者家属的著名华章，余秋雨就从文化自媚一步跨到自己驾轻就熟的老套路上：政治批判或者说文化告密。因为在中国，谁都知道，那些失去亲人的难属如果跟寻找“反华借口的媒体”有关系是个什么罪名，如果自觉不自觉地跟“进行反华宣传”扯上关系是个什么下场。余秋雨的那篇含泪文章完成了自己从抒情散文风格向政治檄文风格的华丽转身和拼老命的腾飞。

《冰点周刊》的聂造先生讲余秋雨就讲得更好，不跟他讲道理，直接开骂：“老妓女重新挂牌时，为了噱头，总爱说以前哪个、哪个名流睡过自己——余秋雨重新出书，为了炫耀一番，就说此书是和北京大学的学生谈过的文化。”

老郝也是，我更愿意用“余含泪”来称呼余秋雨，因为这个名字太形象，也暗合了余先生的文字风格。我早就烦死了他文章中那股子抒情气味。这里的“抒情”就是昆德拉笔下的意思，它是“媚俗”的主要特质。其实，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个词更好一点的翻译是“自媚”。刘擎先生在《东方早报》上辨析过这个概念。他说“媚俗”并不仅仅意味着平庸地迎合世俗品味，而更主要地是针对一种美学与道德上感人的“崇高激情”，我们中国读者和观众都很熟悉的形态就是一种“悲情主义”。
    作为一种美学风格，昆德拉讲的“自媚”在中国大陆有个最好的、最典型的、最完美的标本，那就是余含泪先生的文字。
　　媚俗是对西语“kitsch”一词的中译，其词源来自19世纪的德国，原意是指用煽情手法表达模式化的思想与感情，以激发大众的共鸣。昆德拉认为，kitsch远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而是由某种世界观所支撑的美学，“几乎是一种哲学”。这是一种极端的确定性哲学，奠基于某种纯粹单一的总体逻辑。这种哲学干净地“过滤”掉生活实践中那些偶然、暧昧和悖论等丰富的非确定性因素，从而得以在道德上抵达无可置疑的崇高，在美学上制造感人肺腑的激情。

　　“kitsch”一词也可译作“悲情主义”，或许有失全面，但却突出了其重要的内涵。作为kitsch的悲情主义永远在预谋一个高潮的来临，一种“sentimental indulgence”，或悲痛与伤怀，或激昂与愤满，或欢欣与狂喜……。却唯独没有反讽与谐谑（irony）。因为任何讽喻叙事都会干扰“唯美”与“崇高”的冲动，使预谋的高潮令人扫兴地落入“日常性”的非纯粹世界。如果用“自媚”这个概念来看余秋雨，我们可以看到余秋雨那么多抒情背后的国家主义主调，有了“自媚”这个概念，我才多少可以解释余秋雨为什么永远坚持只论古代鬼神的伟大和辉煌，绝口不提当下苍生的痛苦和哀号。因为，只要朝窗明几净的教室窗子朝外看一眼，余大师和他的学生们就可能看见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受难者，看到煤矿事故中爬出来的生灵，看到每月生活费不到800元的农民工。那时，余含泪们的抒情散文立刻就会变成叫别人闭嘴的文化告密。

余先生走的道路在中国大陆是很有些普遍性的，那就是：以民族主义垫底的文化抒情主义起家，逐步转调，成为高唱国家主义凯歌走向圣坛，做着成为御用文人、当上帝师的美梦，到头来却只落得个帮闲文人的归途，捞些散碎银两的实惠。

如果说“秋雨含泪”大作之前余先生还是不自觉的自媚，那之后是有意的谄媚。如果说《文化苦旅》时期的余先生只是深受文革美学影响，作品中灌注着一种无意的抒情态度，这几年，余先生在与自由精神的斗争中已经摸索出一条摘取桂冠的康庄大道。

在本文中，我时有诛心之论，爱用些政治化解读，处心积虑地向读者告余秋雨的文化刁状，这都是一般的文艺批评所不耻的，可是我却在此文中放手写去，放胆妄为。我这还算是温文尔雅的，冰点周刊聂造那篇文章的题目干脆就叫做《余秋雨出新书与老妓女重新挂牌的比较》。看来，余秋雨先生所不齿的“咬余专业户”队伍有扩大的可能。我为什么老是要用政治语言来读解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原因之一是政治化算计已经成为余秋雨老师现在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其实，我这样写的时候也有着深深的担心和忧虑，在与这种无行文人、堕落老师辩驳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跟他裹挟、纠缠在一起。跟余秋雨这种人对话是很不舒服的，甚至是很危险的，你很容易就跟他拥抱着、撕扯着一起堕入文化的泥潭，落入精神的深渊。所以，一般知识界的人不会答理他和他那封皮上就错误百出的书籍。